深夜的中铁工程实验室,键盘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李建斌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参数曲线,指尖在键盘上反复敲击。突然,模拟掘进系统的压力曲线趋于平稳,姿态纠偏模块成功响应。他长舒一口气,抬头望向窗外,天边已泛出鱼肚白。这已是团队连续第三十六个通宵。五年前,他们立下军令状:五年内,必须破译那台德国盾构机“黑匣子”里的40万行控制代码。
2001年,中国地铁建设如火如荼,但盾构机全部依赖进口,一台价格高达7亿元。德国厂商不仅坐地起价,还附加苛刻条件:设备故障必须由外方工程师维修,中方不得拆解。李建斌和18名年轻工程师组成的“863”计划盾构研发团队,面对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没有图纸、没有标准、没有经验,甚至连控制逻辑都无从知晓。他们要做的,不只是造一台机器,而是从零重建一个被封锁二十年的技术体系。这场突围,关乎的不仅是价格,更是中国基建的自主权。
2002年春,一台报废的德国海瑞克盾构机被运进天津车间。李建斌带着团队,像考古学家般逐层拆解。3.8万个零部件被编号、测绘、拍照,堆满了整个仓库。最核心的控制系统,却始终是个“黑匣子”。PLC模块上的芯片被磨平了标识,程序无法读取。他们只能通过输入不同指令,观察机械臂的反应,反向推导控制逻辑。“就像听一段加密的摩斯电码,”李建斌回忆,“我们得靠声音长短,猜出整本《战争与和平》。”最初两年,进展缓慢。一次模拟测试中,刀盘在软硬不均地层中突然偏移,掘进面瞬间失衡。警报声刺耳响起,屏幕上红光闪烁。团队成员面面相觑,有人低声说:“要不……还是买吧?”李建斌沉默片刻,把那张失败的数据打印出来,贴在了办公室门口:“这就是我们受制于人的代价。”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线经验。李建斌曾是隧道施工队长,对地质变化极为敏感。他发现,德国设备的控制算法过于依赖预设参数,在复杂地层中反应迟缓。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把施工经验“教”给机器,建立动态响应模型。团队开始收集全国不同城市的地质数据,从广州的富水砂层到西安的湿陷性黄土,逐一建立数据库。他们用五年时间,一行行“翻译”出德国代码的逻辑,又用两年,写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掘进系统。新系统能实时感知前方岩层变化,自动调整推力与转速,响应速度比进口设备快了三倍。2008年4月26日,“中国中铁1号”在天津下线。当这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盾构机缓缓启动,刀盘平稳切入模拟地层时,现场掌声雷动。李建斌站在人群中,没说话,只是把那张贴了五年的失败数据,轻轻撕了下来。
首台国产盾构机的成功,只是破局的开始。2012年,团队首次参与马来西亚地铁项目国际竞标。业主直言:“你们在中国做得好,但在海外市场没有经验,我对你们非常担心。”李建斌没有争辩,而是带着团队驻扎工地,连续三个月监测地质,定制化设计刀盘与控制系统。最终,“中国中铁50号”不仅顺利完成掘进,刀具寿命还超出预期40%。此后,中国盾构机开始大规模出海。从巴黎地下10米的古老岩层,到新加坡滨海隧道的高压水环境,国产设备以高适应性与低成本赢得信任。2023年,全球每10台新售盾构机中,有8台来自中国。德国海瑞克的市场份额从90%跌至不足5%。
如今,李建斌的办公桌上仍堆着厚厚一叠手绘草图。他常对年轻工程师说:“创新不是灵光一现,是把冷板凳坐穿。”在中铁隧道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张洋凯、王俊杰为代表的“90后”团队,正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注入盾构机。他们建起了行业首个盾构大数据中心,可实时监控全球456台设备的运行状态,预测刀具磨损、预警地质风险。李建斌虽已退居二线,仍是每周技术例会的“定海神针”。一位年轻工程师说:“他从不直接给答案,只问‘你试过几种方案?’”这种追问,正是当年破解40万行代码时,刻进骨子里的思维方式。
2025年,中国首台无人化盾构机将在雄安新区投入试验。驾驶舱将彻底消失,所有决策由AI系统完成。李建斌说,这台机器的“大脑”里,依然流淌着当年那40万行代码的基因——那是中国工程师用二十年光阴,一寸寸凿穿技术壁垒的印记。隧道尽头总有光,而真正的光,是那些在黑暗中执灯前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