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中英关系的核心聚焦于两位关键人物的对峙：一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立场坚决的钦差官员，另一位则是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他同样表现出毫不退让的态度。双方围绕“引渡凶手”与“签署保证书”两大议题陷入僵局，成为该时期中英交往的主旋律。
查理·义律的倔强态度，令林则徐感到费解。在与广东巡抚怡良讨论此事时，林则徐表达了自己的不解：“若从义律的角度思考，似乎看不到任何解决之道，不知为何他仍不愿改变主意？”林则徐不明白，这位英国领袖为何在这两件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上表现得如此“固执己见”。
早前，林则徐向皇帝上报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在虎门销毁鸦片、义律从澳门撤走以及珠江口发生的武装对峙，均作为好消息上报。道光帝得知此事后，对英国人的轻视又多了几分，这种轻视源自天朝上国的观念。
在伦敦，一位以“硬头商人”著称的鸦片贸易者，渣甸，对清政府实施的禁烟政策感到愤慨，提前返回国内，大肆宣扬东方社会的所谓“残酷”与“不公”，企图以此说服政府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但效果并不显著。渣甸对此颇为不满，他埋怨道：“他们真是愚不可及，竟将中国人对我们的不敬、粗暴行为与非法贸易混为一谈，对此毫不在意，不以为耻，还拒绝为被销毁的鸦片提供赔偿。”直到义律亲自致信，说明众多英国公民被困海上，巴麦尊才感到事态严重，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为身处异国的义律提供必要的援助。
前线情报出现偏差，促使后方的中国与英国决策者趋向采取更为极端及好斗的策略。
1840年春季4月间，英国下议院围绕是否对华发动战争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部分托利党成员试图从道德层面出发，力图阻止这场被视为“不合道义”的冲突。不过，随着长期在中国居住、被誉为“中国专家”的小斯当东，以及之前在珠江口事件中失去一只耳朵的水手茂斯的相继发言，英国公众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
最终投票结果为271票支持战争，262票反对，主张开战的一方取得了多数。战争的爆发，已近在咫尺。
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与英国间的交往仅限于商贸活动。在此之前，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及律劳卑等人曾先后尝试将两国关系拓展至政治外交层面，然而清朝皇帝自视甚高，不愿与外国平等交流，导致这些外交尝试均未成功。更为遗憾的是，律劳卑因未能达成使命而心怀愤懑，最终在澳门去世。
军事行动被视为政治目标的延伸与支撑。在对中国宣战后，英国指派乔治·懿律担任全权大使及远征军指挥官，同时携带《巴麦尊致中国政府函》前往中国，意图通过军事手段让清政府为过往的“冲突”承担责任，要求赔偿、割让领土、建立外交关系及增设贸易港口，并期望在政治层面建立联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英国军队力求接近清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先前，历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英国军队因畏惧林则徐的军事准备，故而放弃了进攻事件起源地广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与距离京城数千公里的广州相比，位于京城附近的海洋门户——天津，才是展示军事力量的更佳地点。
1840年6月份，两支英国军队舰队分别从印度及英国出发，相继到达珠江口区域。海军指挥官伯麦带领先头舰队向北方进发。时隔七日，懿律所率的舰队缓缓抵达，部署部分船只封锁珠江口，随后其余主要力量也全部跟进。
当英舰经过厦门海域外侧时，懿律派遣人员向岸边送达《巴麦尊致大清国相书》，期望当地官员能转交给清朝中央政府。但清朝政府早有明文规定，禁止代为传递外国人的信函，厦门的同知蔡观龙非但拒绝接受，还指令手下使用弓箭阻止英方人员登陆。见此情景，英方的“布朗底号”战舰随即发动攻击，对厦门进行了炮击。这场在7月3日爆发的炮击事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英军北上征途中的首次战斗。
厦门海岸线上的所有炮台均遭破坏，英军顺势撤退。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担任闽浙总督职务的邓廷桢，竟把这次战败上报为胜利的消息。道光帝审阅奏报后，亲笔批示了“处理得当”三个字。
远离皇权之地，前线与京城相隔甚远，为编造及圆谎创造了一定空间，使得官员敢于向皇帝虚构事实。随后的战争中，这种“美化现实”的手段，竟被各地官员不约而同地接纳并采用，他们一再以此掩盖战败的事实，企图让皇帝相信他们的付出，从而避免惩罚。
厦门战役结束后的次日（7月5日），英国前锋舰队抵达定海（位于现今浙江省舟山市），得知消息后，定海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张朝发与地方行政长官姚怀祥乘坐船只，前往了解英军的意图。英国指挥官伯麦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试图说服两人投降，然而姚怀祥坚决地回应：“确实，你们力量强大，我们相对弱小，但我方依然会选择抵抗。”紧接着，双方进入了敌对状态。
不过，在定海的战役中，两军的战斗力差异显著暴露。战斗首日，英国凭借仅仅5艘军舰及部分陆军力量，便成功击垮了清朝守卫部队，该部队兵力约2600人，指挥官张朝发与姚怀祥均不幸牺牲。当英军占领定海的道头洋炮台时，他们意外地在一门火炮上发现了“Richard Philip 1601”的铭文。得知这门火炮竟是240年前制造的古旧武器，英军在惊讶的同时，也不禁感到些许嘲笑。
清军的海岸防御堡垒。来源：影视图片资料
攻占定海之后，懿律等人再次采用相同策略，向镇海（现今宁波市镇海区所在地）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递送了《巴麦尊致中国首相信函》。然而，乌尔恭额不敢违背朝廷禁令，立即指示手下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将此事上报给朝廷。鉴于这一态势，英军不愿重复之前在厦门浪费时间和弹药的经历。于是，他们在定海留下小部分兵力驻守，其余部队继续向北方进发，在同年8月11日到达天津白河口。
那时候，天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当时的直隶总督，名为琦善。
英军抵达前，道光帝已于六月末接到林则徐上报的英军北上消息，却未料到其进军速度如此之快。感受到潜在威胁的皇帝指示琦善，若英军表现恭顺，则以“天朝法规相告，提及广东贸易旧例”，劝其撤退；若仍强硬不羁，则即刻发兵平叛。皇帝对英人的态度略显缓和，同时对乌尔恭额早先提及的英人意图递交国书之事产生了兴趣，遂命琦善：“若有递交文书之事，不论英文汉字，均须立即呈上。”他欲探究英人究竟有何意图。
当《巴麦尊致中国首相信函》的中文版递交至道光皇帝面前时，他仅仅浏览了开篇部分，随即释然。
鉴于中国境内英国侨民遭受官府侵扰，且官府行为有辱大英帝国尊严，因此大英君主决定派遣海陆军队，前往中国海域，要求皇帝主持公道，为受害者昭雪……
或许出于避免用词不当招致责罚的考虑，翻译人员在转换语言时采取了策略性调整，巧妙地融入了对道光帝的尊敬表述。对比中文版《巴麦尊致中国首相信函》与其英文原版，两者在立场与力度上显现出显著差异。
道光帝审阅来文后，误以为英国使节只是因为在广东与林则徐发生冲突，故而前来京城寻求皇帝裁决。他天真地设想，只要当着英国人的面对林则徐稍加惩处，以往的所有争端与不和便能迎刃而解。同年9月17日，道光帝下令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迅速前往广东处理相关事务”，并指示琦善向英方传达信息：“懿律等统帅，应立即率船回国，等候进一步的处理安排。”
获得道光帝的首肯并与钦差大臣琦善取得联系后，懿律等人考虑到北方海港冬季可能结冰的情况，于是同意回到广东继续谈判。
此次北行，英国军队的行动目标虽尚未达成，但通过“武力胁迫外交”的方式，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多次未能递送的国书呈递给了清朝皇帝。此举标志着两国政府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琦善与律劳分别经陆路与海路向南方进发。1840年11月底，两者近乎同时到达广东省。在该月份内，由于律劳患病返回国内，其职务由阿律接任。
12月3日，广州举行的谈判中，义律根据《巴麦尊致中国首相信函》概述了五项要求：鸦片损失的赔偿、官员间平等交流、岛屿割让、商人债务清偿以及军费补偿。事实上，巴麦尊事先拟定的条款远超此数。鉴于担忧一次性提出过多要求会吓退琦善，义律最初并未全盘托出。即便如此，这五项要求也远远超出了琦善所接获的指示范围——道光帝仅授权他考虑对林则徐进行惩处并恢复广州的贸易活动（此前，为向义律施加压力，林则徐已暂停了两国的商贸往来）。
道光帝旨在“寻求和谈，同时拒绝妥协”，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琦善在遵循皇命的前提下与英国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身处远离前线数千里的紫禁城内，道光帝难以充分理解前线琦善的处境。此外，道光帝在很大程度上视琦善为一个缺乏独立决策权的中间传达者。同样，琦善的对手义律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与挑战——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谈判提出的条件严苛，留给义律的谈判余地极为有限。
所以，在随后的会晤里，琦善与义律都不谋而合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理解”：唯有挣脱来自北京及伦敦方面的“不当”限制，和谈方能取得进展。因此，这两位协商代表决定忽略道光帝与巴麦尊所下达的部分指令，转而自行其是，在协商过程中灵活应对。
鉴于双方立场存在显著差异，谈判过程中难免进行了多轮条件交换。琦善与义律出乎意料地达成共识：只要各自保持足够的耐心，对方最终会接受所提出的条款。于是，他们开始逐项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讨论。
谈及鸦片损失的赔偿问题，琦善深知道光帝的节俭性格，认为让朝廷承担费用的可能性极低。然而，琦善亦意识到，如果英国代表义律未能获得任何补偿，很可能会再次挑起争端。经过一番协商，双方最终商定赔偿金额为600万元，而琦善计划由广州公行的商人来承担这笔费用。
在所有谈判要点中，岛屿主权的转让最为棘手，难以妥协。琦善清楚了解清朝政府的政治界限，他向义律阐明，割让领土是“大清历来未曾有过的行为，此路绝不可行”。然而，琦善提出，作为替代方案，可以考虑增加几个贸易港口的开放，这一提议获得了义律的赞同。
谈判的最终决议需提交给皇帝进行审批。琦善谨慎地将谈判进展向道光帝汇报，并间接强调英军武力的强大。然而，道光帝阅毕报告后大为震怒，表示：“蛮夷所求过分，态度傲慢，既不合情理，就应大举讨伐。其所请求的厦门、福州两地通商及赔偿烟价银两，一概不予批准。”皇帝的决定意味着谈判失败。
1841年1月7日，义律首次在谈判中显现出不耐烦，声称英国的要求未获接纳，随后对广东珠江口采取了军事行动，引发了大角与沙角的冲突。此次战役，英方以38人受伤的损失，导致清军方面有744人伤亡，其中副将陈连升不幸阵亡。
面对义律的军事压力，琦善认识到自身筹码的不足。他无视了皇上的禁令，主动与义律接触，意图重启谈判。而义律方面，他同样不希望因对琦善施压过度，导致谈判破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期望我们能避免流血冲突，和平解决争端。这位全权大臣（琦善）明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争取到的会比他原本打算提供的更多。”
茅海建在著作《天朝的瓦解》中指出，广东的谈判事件，本质上是义律越过了他的权限，同时琦善违反了朝廷指令的行为。在这之中，义律的行动相较于琦善更为极端。尽管义律与琦善之间存在显著的分歧，但他们共享一个目标：结束战争的持续。随后的多次谈判里，两人在未获北京和伦敦授权的情况下，达成了相互的让步。琦善方面，他同意了割让香港岛的条件；而义律则承诺归还定海。基于这些共识，双方初步订立了和约，即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穿鼻协议》。
尽管双方已初步商定和议，然而由于远未达到皇帝的预期，琦善始终未能痛下决心签署协议。面对琦善的持续拖延，义律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这位对手施加压力。到了二月底，英国舰队驶向了虎门一带水域。
守卫虎门的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自1834年律劳卑舰队的广州闯入事件后，清朝对广州这一海上要塞高度重视，特别安排关天培从江苏前来，负责重整防御。抵达后，关天培在两广总督卢坤的协助下，依据虎门的地理位置设立了三层防御体系：大角与沙角、芦湾、横档岛与武山（也称亚娘鞋岛）、以及大虎山。到了1838年，关天培进一步在武山加强了炮台建设，并在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布置了两条封锁江面的铁链。
虎门要塞作为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海上防御设施，在开战后却未能成功阻挡敌人入侵。先前的大角与沙角战役失利，已严重打击了虎门守军的士气。关天培尝试用变卖衣物筹集的资金来鼓舞士兵，但效果并不明显。5月26日，英国舰队向芦湾、横档岛以及武山防线发起了猛烈攻击。受限于火炮射程，各防御点难以相互支援，逐一遭到英军炮火的摧毁。坐镇武山靖远炮台的关天培，也在炮火中不幸牺牲。此外，横档岛上的部分将领见局势不利，竟弃军而逃，这些逃跑的将领被愤怒的守军用炮火当成了射击目标。
芦湾至横档岛，再至武山的防御线被突破后，清军随后放弃了大虎山的防御。英国舰队在虎门战役中取得成功后，继续沿河道深入推进，逐渐接近广州。
琦善在广州进行的谈判中所采取的“让步”策略最终败露，这让道光帝深感失望，并被迫撤下他的职位。随后，靖逆将军奕山与参赞大臣杨芳接替了他的工作。与此同时，来自周边省份的大约1.7万名士兵也开始启程前往广东增援。
杨芳比奕山更早抵达广州。
杨芳是贵州的一名资深将领，自十五岁投身军旅，便在多次战役中崭露头角，其中包括镇压川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和河南的天理教起义。随后，他参与了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行动，这一事件曾令道光帝深感困扰。因立下赫赫战功，他获得了朝廷的高度赞扬，皇帝赞誉他为贵州的杰出人才，自幼便精通军事，战功卓著，行事谨慎，谋定而后动。
1841年，七十多岁的杨芳被道光帝寄予厚望，尽管年事已高，道光帝仍坚信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能在对抗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再次展现出他昔日的胆识与才干。
3月5日，杨芳到达广州，与仍留任但已被革去部分职权的林则徐等人一同临时负责广州的军事事务。
当英军逐渐接近广州之际，杨芳施展了他对付敌人的特别“策略”。他宣称：“敌人炮火总能击中我们，而我们却难以击中他们。我们脚踏实地，而敌人在风浪中颠簸。形势如此不同，怎能如此轻易被对方掌控？必定是敌人中有擅长邪术的人在暗中帮忙。”既然敌方可能借助邪术，那么找到方法破解便是，因此，他“下令士兵收集周边地区的妇女便器作为辟邪工具，装载在木筏上，前往乌涌进行防御”。
明显的是，那些女性曾使用的便桶，对英军的推进并无实际阻碍。广州城东与城南沿岸的炮楼，在英军精确炮火的轰击之下，迅速被攻克。尽管局势如此，“胜利的消息”仍在扭曲事实的基础上，被送往北京。
在面对英国侵略者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杨芳于3月20日与义律达成了《贸易停战协议》。该协议决定解除长时间被限制的中英贸易禁令，允许各国商人恢复正常的贸易活动，确保交易顺畅无阻，避免任何冲突与纷争的发生。
在广州东部冲突暂时告一段落后，靖逆将军奕山于4月14日方才抵达。尽管有增援广东的庞大兵力作为后盾，奕山却遭遇了与先前琦善相似的难题：清军的实际战斗力无法为他与英国人谈判提供足够支持。这位被派遣至广东平定夷乱的武将，对待英国人的立场逐渐与琦善趋于一致，甚至对杨芳所采取的措施表达了默认的态度。
然而，杨芳之前传回的“胜利消息”极大地增强了皇帝的信心，尽管实际情况他并不了解。道光帝在北京于五月初向奕山连续发出了两道严格的指令：务必竭尽全力消灭英国侵略者。
面对绝境，奕山不得不策划对英军实施突然袭击，然而，在广州区域调动超过两万人的庞大兵力，难以做到悄无声息。5月24日，义律采取主动，导致广州的战斗正式打响。
清军遭受重创，广州周边区域全数落入英军之手。面对如此局势，奕山不敢向皇帝如实禀报战败情形，唯恐招致责罚，于是他向道光帝呈上了一份虚假的胜利消息：“众多敌军或因炮火击中，或因溺水而亡。总兵张青云等人在西炮台指挥士兵开炮反击。那些登岸的敌军，均已被消灭。”
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被迫应战的奕山体验了战败的苦涩。5月27日，奕山指令广州知府余保纯作为其全权代表，通过绳索垂城而出，严格按照英国方面的条件，签署了《广州和约》。
清军与英军交战之际，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初时仿佛只是这场纷争的旁观群体。然而，他们很快便被卷入了与英军的对抗中。战事暂停后，部分闲散的英军士兵游荡至城北的双山寺。据说，这些不了解当地风俗的外籍士兵，因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寺内存放的棺木。此事迅速传播，英军的这一行为被夸大描述为“开启棺木、惊扰遗体”以及“挖掘坟墓”，同时也有传言称英军实施了抢劫和侵犯当地居民的行为。随后，英军在三元里面临了数以万计居民的围攻，直至广州知府余保纯介入调解，冲突方得缓解。
在冲突期间，由于雨水的影响，配备火枪的英国士兵无法射击。面对手持棍棒及农具的普通民众，他们遭受了与以往正规战役相当的损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英方数据）。
然而，这场被称作“三元里民众抵抗英军事件”的小事件，并未扰乱双方业已达成的和平协议。
奕山与义律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和平范围仅局限于广东地区。
1841年，清朝政府与英国均因在广州谈判中各自代表所作出的过多让步感到不满，于是对前线指挥人员进行了变动。靖逆将军奕山在四月份接替了琦善的职位，而大约四个月后，即八月初期，义律也被璞鼎查替换。璞鼎查相较于义律更为激进，且对巴麦尊更为忠诚。
8月底，璞鼎查遵循巴麦尊的命令，调动军队，计划再次向北方进发，意图让道光帝认清实力差距，接受巴麦尊提出的各项要求。
璞鼎查北上途中遭遇的首位挑战者，乃是时任闽浙总督、镇守厦门的颜伯焘将军。
之前，闽浙地区的最高长官邓廷桢因“未能有效禁止鸦片”而引发了边境冲突，于是在1840年9月，他与林则徐一同被皇帝革去职务。随后，时任云南巡抚的颜伯焘接管了邓廷桢在闽浙地区的职责。考虑到英军在首次北上天津的行程中，首次战斗便发生在厦门，同时广东方面也传来消息，称英国人有意将厦门设为通商口岸。基于这些信息，颜伯焘判断，如果英军继续北上，厦门将会是他们决战的关键地点。
颜伯焘在1841年3月2日到达厦门，这个时间选择颇为关键。彼时，英军在珠江口与清军处于交战与谈判交织的复杂状态，同时，指挥官璞鼎查尚在前往远东的途中。这意味着，在随后数月内，厦门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对颜伯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加强海上防御的绝佳机会。他确实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颜伯焘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是立场坚决，曾指责对英国人持“宽容”态度的伊里布。于厦门加强海岸防御期间，他决心重创英国侵略者，因此在厦门岛上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海岸防御设施建设。
邓廷桢任职期间，采取应急措施，使用沙袋构筑临时炮垒以抵御英军。然而，颜伯焘对这些简易防御设施并不满意，决定全部拆除并重新构建。鉴于闽南一带花岗岩资源丰富，他指示工匠利用当地材料，在厦门岛南岸建造了一条长约1.6千米的防御线，采用石壁结构，并每隔16米安置一门火炮。为了增强防御效果，他还在鼓浪屿和屿仔尾两地增设了多个炮台，三处炮台共装备火炮279门，构成了一个密集的火力交叉网络。
厦门投入巨资与众多人力强化海岸线防御体系后，颜伯焘确信，英军若与他们的“海上防线”交锋，必将遭受重创。
1841年8月26日凌晨前，英国军队到达厦门海域外侧，次日下午，他们选择南水道作为突破口，发起了军事行动。
英军向清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击。图片来源：互联网
然而，英国军队在战斗中凭借其先进的战舰和火炮展现了明显优势。仅仅不到一个半小时，他们就成功瘫痪了位于鼓浪屿和屿仔尾等岛屿上的清军防御工事。值得颜伯焘稍许宽慰的是，他亲自监督建造的石墙防线，在英国舰队连续炮轰下依然屹立不倒，一度延缓了英军的攻势。一位参与过此战的英国人后来回忆道：“尽管我们有两艘装备74门火炮的战舰向该防御工事连续发射了两小时的炮弹，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对方的火炮依然完好无损。当我们的士兵进入防御工事内部时，发现里面的阵亡士兵数量很少。”
不料，英国陆军采取了迂回战术，从后方登陆并实施包围，使得这座由花岗岩砌成的海上防御工事最终落入敌军之手。颜伯焘亲眼目睹这一局面，战前的满满自信瞬间消失无踪，他匆忙之中搭乘船只，离开了厦门岛。
关于厦门岛沦陷，颜伯焘事后采取了责任推诿的态度。他上奏皇帝，陈述自己“亲临前线指挥，顽强抵抗敌人，发射炮火击沉敌火轮船一艘、军舰五艘。敌方一面还击，一面猛烈推进。当天，南风猛烈，敌方船只因此占据有利位置，我军被硝烟笼罩，视线受阻，最终导致厦门失守”。言下之意，似乎是自然条件不利，令人无奈。在推卸责任的同时，他还虚构战功，意图将自己从失败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
厦门沦陷令道光帝深感沮丧，但也非毫无收获。至少，道光从颜伯焘的上书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军不仅在海上强大，陆战同样不俗。于是，道光颁布诏令，告诫各地总督巡抚：“这些夷人凶悍异常，行动难以捉摸。以往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只擅长海战，若诱其登陆，便不足为虑。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只需在海口严密防守，无需考虑陆地交战。然而，福建厦门之战中，英军竟敢登陆并攻占炮台，伤害我军将士……各地应如何布置兵力以应对，以及一旦夷人登陆，如何四面围剿直至歼灭，均需仔细商议，做到有备无患。”
战胜厦门的颜伯焘后，璞鼎查继续向北方进发。在他的行军路上，等待他的是新任对手——两江总督裕谦，据说其性格与颜伯焘颇为相似。
1840年7月，英军首次北上之时，定海的控制权便已发生更迭。然而，在随后的广东和平谈判中，义律擅自决定于次年2月末将定海归还给清朝政府。这一行为引起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不满，他随后向璞鼎查发出指令，要求他重新夺取定海。
裕谦对定海的防御工作颇为重视。上任伊始，他便着手加强海防设施，与颜伯焘的行动相似，但策略有所不同。鉴于定海地区缺乏花岗岩资源，裕谦决定采用泥土混合石灰的方法，在定海南岸构筑了一条长约4.8千米的土墙防线，配备了80门火炮。同时，他下令修缮定海的城墙，增设了40门火炮，并在东岳山上建立了装备有15门火炮的镇远炮垒。此外，裕谦还将定海的守备兵力从原先的3000人扩充至5600人。对于自己的防御部署，裕谦充满信心，表示：“若贼船胆敢靠近口岸或冒险登陆，必将遭到重创，令其有来无回。”
不过，林则徐鉴于英军的强大战斗力，给裕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历史记载，他多次向裕谦陈述，定海位置孤立且曾是前朝放弃之地，派遣重兵良将驻守这座偏远岛屿并非良策。他建议将三支镇守部队转移到内地，以加强门户的防御。
林则徐前往浙江，是基于裕谦的提议。裕谦在担任两江总督职位后，向道光帝请求起用已被罢免的林则徐作为他的助手，随后两人一同巡视了定海的防御情况。
林则徐的忧虑，最终成为了现实。
1841年9月26日，英国舰队相继到达，并在接下来的五天内对定海进行了持续的侦查。尽管仅是侦查行动，但英舰的频繁出没已使清军神经高度紧张，倍感压力。尚未进入正式交战阶段，修饰过的战况报告已开始不断送往北京。期间发生的小规模交锋，在向皇帝呈交的奏章中，被描述为“重创敌军，毙伤众多”。
正式战斗打响的日子定为10月1日，届时，清军的预言反噬自身——他们所宣称的“英夷必败”局面，主角却戏剧性地转换为了自己。在海军猛烈的炮火支援下，英国陆军势如破竹，清军遭受重创，定海迅速落入英军之手。
定海沦陷后，裕谦上呈给皇帝的报告中轻描淡写道：“敌军兵分三路发起攻击，我军前锋英勇牺牲，后续部队随即顶上，所使用的火炮因持续发射至过热而无法再装填，士兵们仍不顾生死继续发射。总兵等将领历经六昼夜的激烈战斗，屡获小胜。无奈近日风向不利，海浪汹涌，敌船受阻，增援部队无法东进，我军难以抵挡……终致定海失守。”简而言之，裕谦表明自己在定海已竭尽全力，只是天时不利。
十日后，即10月10日，镇海因战术缺乏更新，步了定海后尘，遭遇同样命运。这时，裕谦因接连失去两座城池，回想起战前的壮志宣言，深感羞愧，最终选择投水自尽。主帅之死让浙江提督余步云心神不宁，慌乱中他放弃了宁波城，逃离而去，导致浙东的三座重镇全部失守。
道光帝因战事挫败而愤怒不已。图片来源：网络
裕谦逝世后，道光对英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忧虑。然而，他表面上保持冷静，指派其侄子奕经担任扬威将军一职，负责指挥来自各省的1.2万名增援部队，前往浙江对抗外敌，以期收复被侵占的土地。
面对道光帝的派遣，奕经并无十足把握获胜。据史料记载，奕经对于是战是和，态度犹豫不决。到达苏州后，他逗留了足足两个月之久。彼时，浙江巡抚刘韵珂忧虑英军可能进一步推进，把宁波的危机蔓延至他所驻守的杭州，因此频繁催促这位大将军尽早出兵。
奕经采取的策略简单直接，那就是暂且拖延，其依据在于，从川陕两地调派来的精锐部队尚未抵达战场。
拖延无益于问题解决，奕经转而寄希望于神明指引。历史记载，1842年2月10日，正值农历新年正月初一，奕经前往杭州西湖边的关帝庙求签，得到了一支大吉之签，签文暗示：“若非勇士一声吼，家中安宁何所依。”奕经从中得到启示，决定采取“虎克羊”的战略。此处，“羊”暗指外国侵略者，意指羊遇虎则难逃被捕食的命运。这一想法浮现后，这位清军指挥官竟突然充满了信心。
奕经精心挑选了一个特定时刻：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的凌晨四更天，即公历1842年3月10日的3点到5点。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刻，是因为根据农历的计算方式，那一刻恰好是“四寅交汇”——即壬寅年的壬寅月，戊寅日的甲寅时。在天干地支的理论体系中，寅与虎相对应。
恰在此时，一支装备着虎皮帽的四川增援部队抵达，这让奕经倍感惊喜。他满怀信心地宣布：“胜利就在此刻。”
3月6日，奕经呈递了一份作战方案，该方案以“四辰良辰，五将御敌”为名。道光帝阅后，满怀期待地在奏折上批复道：“赞许卿等安排周密，祈求上苍庇佑，定能立下此等赫赫战功。”
四日后，按照奕经选定的吉日（即3月10日），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准时开始。他将麾下兵力划分为三个方向，分别针对宁波、镇海及定海发起攻击。为了增加取胜的把握，奕经特别指派了一位属虎的贵州将领段永福，负责领导攻打宁波的部队。
最终的命运早已注定。那日清晨，进入宁波城的清朝军队在街巷间的战斗中遭受重创，最终铩羽而归。与此同时，在镇海，清朝的前锋部队因主力部队在黑夜中迷失方向未能提供援助，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至于攻打定海的清军，则因行踪提前被英军战舰发现，在巡逻过程中即遭到猛烈的炮火攻击，早早溃散。
清军未曾料到，战斗初期局势其实倾向于己方——彼时，英军的三位指挥官均不在战斗最前沿。具体而言，英军总指挥璞鼎查身处香港，海军与陆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在定海。尽管如此，清军未能利用这一意外优势改变战争走向，反而让英军在危急关头镇定应战，成功反击。从双方军队的应对中，可以清晰看出其素质差异。
在短短四小时之内，清军针对宁波、镇海、定海三地的反击行动全部未能成功，且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了英军的追击。针对此次反击行动，后世的评价颇为严厉，指出：“整体战局受损严重，军队士气遭受重创，国家衰败的迹象，可从此役窥见一斑。”
英军在浙东三个地区成功抵御了清军的进攻后，心情复杂，既感欣慰又带忧虑。
回顾整场战争，英国方面察觉到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作为远征军，兵力本就不足，且在兵员补给上远不及清朝军队便捷。更糟糕的是，当前兵力被分散至三处，既削弱了防御能力，也影响了进攻的组织效率。
针对这一情况，海军指挥官巴加与陆军指挥官郭富迅速调整战略：他们决定撤离宁波，仅在镇海城外的招宝山留下小规模部队驻守，随后转而向江南内陆推进，意图“切断中国内陆重要交通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军的主动撤退竟被奕经误解为“计谋用尽，智慧枯竭”，他还将这一情况作为胜利的消息上报给了皇帝。
1842年5月，英国舰队北上抵达乍浦，随即发起了攻击。与虎门、厦门、定海等重要的海防据点相比，乍浦城的防御措施显得微不足道。英军原本预计这将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开战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9名士兵阵亡，55人受伤，还有一名陆军中校被击毙。这些伤亡主要源于当地常驻的八旗军队的顽强抵抗。长期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士兵，面对“英军”的侵犯，展现出了保卫家园与祖坟的决心，给英军制造了诸多困扰。
然而，尽管拥有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乍浦最终仍未能逃脱沦陷的结局。
▲清朝士兵对英军发起反攻。图片来源：影视作品截图
战后，中英两方关于乍浦所遭劫难的叙述存在明显差异。英方资料提及城池失守之际，乍浦地区发生了多起居民自我牺牲的事件——女性选择先溺毙子女于井中，随后自己也投身井内；男性则采用勒颈或投毒的方式终结妻子的生命，最终自行了断。相对而言，乍浦本地人沈筠在其著作《壬寅乍浦殉难纪实》中描述，英军攻陷城池后，军纪松散，对民众进行了广泛的掠夺，并对妇女实施了侵犯。
乍浦并非英军的最终驻足之地，他们继续向北方推进。陆军与海军协同作战，在6月16日成功夺取了吴淞。在这场战役中，江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陈化成英勇牺牲，而新任的两江总督牛鉴则在战败后撤离。随后，英军顺势占领了上海。
在攻占吴淞的同日，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璞鼎查自香港急速抵达，与麾下两位将领在长江口会师，他们的目标直接对准了清朝在南方最为关键的城市——南京。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攻克南京的前哨站——镇江。
镇守镇江的指挥官名为海龄，此人评价褒贬不一。
七月中旬时分，两江总督牛鉴得知英军即将进犯的消息，匆忙自镇江撤离至南京，镇江的管辖权随后落入海龄之手。面对英军的逼近，海龄自信满满地向城镇居民宣布：“我已掌握破敌良策，民众不得因恐慌而擅自迁徙。”这条通知导致许多镇江居民错过了安全撤离的时机。
令人惊讶的是，海龄在防御准备上并未投入太多心思，而是把大量精力用于对付所谓的“叛徒”。据历史记载，海龄“仅在城墙四门增设了向外瞄准的枪炮，城内则日夜搜捕路人，指控他们为叛徒”。一旦有妇女或儿童看到旗兵惊恐逃跑，旗兵就会追赶并杀害他们，随后向海龄报告功绩以求奖赏。这种不加分辨的随意逮捕，给民众带来的恐慌与英军的侵略无异。另外，被派往城外虚张声势的清兵也因食物供应不足而怨声载道，几乎引发叛乱。期间，有人煽动说：“打算开枪炮攻打城池，活捉都统（海龄）生食其肉。”
在此情境下，镇江外围的清军在开战后不久便迅速溃散。这对海龄来说无疑是个不利的消息，但让他稍感安心的是，镇江城内拥有一支与乍浦类似的“本土”八旗部队。这些士兵的家族大多已在镇江定居近两个世纪。为了保卫城中的家产与亲人，他们在与英军交锋时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勇猛。
无疑，最终结局并无二致。镇江不过是乍浦经历的再次上演，别无其他。7月21日，镇江沦陷，南京面临紧迫威胁。
吴淞与镇江两地接连遭遇重大挫败，导致两江总督牛鉴对抵抗失去了信心。他频繁地向皇帝递交奏章，请求进行和平谈判。
英军夺取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后，清朝的经济核心被紧紧控制。经过一系列重创，“帝国”逐渐瓦解，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的情景再现。来源：互联网图片在历史的一刻，中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著名的《南京条约》。这一事件的图像资料来源于网络。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一段历史转折的开始。双方代表在条约文本上郑重签字，这一行为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通过网络流传的图像，我们可以窥见这一重要时刻的场景。画面中，签署仪式显得庄重而严肃。中英代表面对面坐着，他们手中的笔在条约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一瞬间，不仅记录了两国间的协议，更象征着国际局势的变动。尽管图像无声，但它传递的信息却极具力量。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不仅改变了双方的外交关系，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条约的签订场景，成为了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42年8月29日，位于南京江域的英国军舰“皋华丽”上，大臣耆英等人签署了和约并加盖印章，标志着鸦片战争的终结。
第二年，清政府再次与英国就司法豁免权等相关事宜，签订了附加协议《五口通商附善后事宜清议章程》，亦称《虎门条约》。帝国的旧秩序，已然瓦解。
经过两年多的交战，清军近乎于一触即败。其迅速崩溃的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因素。简而言之，军事能力的欠缺往往伴随着道德底线的沦丧。与军事上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前线竟频频传来捷报，这些虚假信息不仅欺骗了紫禁城内的决策者，也误导了整个国家。仅从军事角度来分析，清军在与英军对抗时，遭遇的是技术代差带来的巨大劣势，宛如遭受了降维般的打击。
在整场战役中，清军的大败与一个极为荒谬的战略误解紧密相连：英军在地面作战方面并不擅长。
英国地面部队对清朝的堡垒发动了进攻。图片来源：网络
即便是被誉为“首位洞察世界者”的林则徐，在当时也因对外部世界的有限了解，对英军做出了不准确的评估。1839年，林则徐在向道光帝汇报时提到：“英军除了枪炮之外，在近战搏击与队列行进上均不擅长，且其腿部被紧紧包裹，动作灵活性受限，弯曲伸展皆感不便。”
这一离奇的想法在朝廷内部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其中也涵盖了后来晋升为两江总督的官员裕谦。
筹备定海防务期间，裕谦选择了定海城南沿海的一片狭窄地带作为防御核心，而对舟山本岛的大部分地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策略，原因在于这些区域地形复杂，对清军步兵而言相对有利。裕谦认为，擅长海上作战的英军不太可能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即用水上力量对抗清军的陆地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正是裕谦所轻视的陆军部队，成为了英军迅速夺取定海的关键因素。
道光帝最初对此深信不疑，但在1841年8月，他收到了闽浙总督颜伯焘关于厦门沦陷的官方报告后，改变了这一看法，不再迷信之前的论断。
盲目相信“英军在陆战上不擅长”导致了严重后果。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海上防御设施主要设计用于以炮火对抗海上舰艇，却未充分准备应对敌军登陆。从战术层面分析，英军对清军的攻击方式并无太多创新。从广州至镇江，英军总是先以舰艇炮火正面轰击，随后让陆军从侧面登陆并实施包围，这一战术屡获成功。
军事装备上的技术差距，是清军失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自清朝早期至明末这段时间，清军火器的发展近乎停滞不前。清军普遍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兵丁鸟枪的武器，这是一种仿自1548年葡萄牙火绳枪的前装滑膛枪。其点火方式依赖于火绳，这一设计容易受到天气湿度的影响，导致使用不便。反观英军，自19世纪初年起，已开始采用前装滑膛的燧发枪及击发枪。在射击速度、距离以及点火机制上，这些新式枪械均远超清军所使用的兵丁鸟枪。
近现代战争中存在一种普遍规律：当战舰炮火与海岸防御炮对抗时，战舰炮往往不占优势。然而，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海岸防御炮却打破了这一常规。
清军的海岸防御火炮中，有不少是历经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之久的“古董”。1840年7月，于定海战役期间，清军甚至启用了已有240年历史的陈旧火炮参与战斗。加之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维护，这些火炮的实际效能普遍大幅降低。
新制造的火炮存在显著不足。因采用的冶金与铸造技术落后于当时水平，火炮成品的质量合格率较低。1835年，广东水师统领关天培采购了40门新火炮装备虎门要塞，试射过程中有10门发生了爆炸事故，导致2名士兵受伤。经检验，爆炸的火炮内部存在大量铁渣，管壁凹凸不平且布满小孔，其中一处缺陷大到足以容纳四碗水。为预防爆炸事故，常见的补救措施是增加炮管厚度并减少火药填充量。这一增一减，使得火炮变得笨重且射击效率低下。
清军所使用的火炮，显得陈旧且庞大。图片来源：影视作品截图
另外，清军的岸防炮缺乏能够调整方向和高低角的现代炮架设计，且火药配制依旧沿用古老的“硝八硫一炭一”比例，其品质令人担忧。1841年1月的大角至沙角战役结束后，英军讥讽清军火药库中的存货：“存放着数千磅粗糙火药，被安置在木桶或泥罐里，我们索性将它们全部抛入海中。尽管中国火药成分近似于我们，但其品质却极为低劣。”由于炮架与火药存在的这些问题，清军在同年9月的定海战役中遭受重创。英方记录显示，他们的对手“使用着性能低下的侧舷炮射击，其炮台无法调整炮口高低，加之火药质量极差，对我们的军队未能构成任何有效威胁”。
尽管清军的规模常年保持在大约80万人，但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却未能有效利用人数众多的优势。清朝建立的两百多年间，军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对内镇压各类反清行动、民众起义及匪患，实质上扮演了维护地方秩序的角色。将这80万常备军分散在广阔的国土上，导致局部地区的兵力变得相当匮乏。此外，远距离调动兵力不仅耗资巨大，还需耗费大量时间，这对于崇尚节俭的道光帝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即便是像广州之战和浙江大规模反击这样相对重要的战役，两地所获得的增援兵力也仅万余人（广州方面奕山获得增援1.7万人，浙东地区奕经获得增援1.2万人）。
清军内部存在诸多不足，衰败迹象明显，管理混乱。福建汀漳龙道的官员张集馨，曾就改善军事状况的问题向林则徐请教。林则徐听后，只能无奈地摇头回答：“即便是智谋如诸葛亮的能人，恐怕也难以找到解决办法。”
清朝军队固步自封之时，英国军队已紧跟时代步伐。当这两股力量相遇，胜负的结局已然明晰。
不过，在遭受这次重大挫败后，清朝政府虽按条约行事，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其对军事变革的内部响应相当有限。风波平息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这段不应有的宁静，掩盖了忧虑与屈辱的宁静，宛如无波的湖面。新的外部威胁正悄然临近，帝国将面临进一步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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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斯·黑尼斯与弗兰克·萨奈罗合著：《鸦片战争：两大帝国的兴衰历程》，出版于2005年，由三联书店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