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1908年在陕西乾县呱呱坠地。他的老爹叫王宝珊，是辛亥革命的大功臣，跟西北军的大头头杨虎城是拜把子兄弟。两人关系铁得很，大伙儿都说他们是“虎（杨虎城）山（珊，王宝珊）不离”。
1926年，王炳南从共青团员变成了中共党员。那时候，国民党搞“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幸好王炳南得到了杨虎城的帮助，去了国外读书，这才躲过了一难。在德国的日子里，他继续为党工作，还结识了房东家的女儿安娜·利泽。两人情投意合，后来就成了夫妻。安娜还给自己起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1936年年初，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让王炳南回国，去西安帮助开展对杨虎城的团结争取工作。当时，他的德国籍妻子王安娜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一、王明给大家分配了工作。
路过莫斯科的时候，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头头王明，亲自跟王炳南说了任务：要跟杨虎城这个老朋友打好交道，想法子让西北军和红军停火；要是蒋介石知道了西北军和红军的小秘密，共产国际会给杨虎城留条后路，通过新疆给他送支援。
要是杨虎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王炳南就会给在巴黎的吴玉章发个电报，约定的暗号是：“我之前订的那本杂志，记得给我寄过来哦。”可要是杨虎城不同意跟红军停火，暗号就是：“那本杂志先别寄了。”
他们回国的路径是先经过莫斯科，然后前往中国的东北部，再从天津或洛阳辗转回到西安。不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就已经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当他们乘坐从哈尔滨开往山海关的火车时，遇到了点棘手的事儿。有个穿着得体的日本人在他们旁边坐下，开始打听他们的底细。
先问问她们英语讲得咋样？王安娜说：“我能说英语，我老公只会德语。”日本人又追问：“对满洲国，你俩咋看？有啥感想没？”王安娜巧妙地回应：“我们就是长途跋涉太累了。”
这时候，日本人瞧见王安娜从兜里翻出一本小小的中国地图册，他一把抓过去，一边翻看着一边嘀咕：“这地图册不对劲啊，它竟然把满洲国划到中国里头去了！”王安娜气呼呼地回答：“我关心的只是地理名字。你要是想拿走，那就拿走吧！”日本人连忙说：“我可没对德国朋友不敬的意思。”但地图册他还是没还给王安娜。
当列车抵达山海关，乘客们得下车，经过一番检查后，再换乘中国的列车继续旅程。就在这时，他们碰上了一件烦心事。中国山海关的检查人员，把王炳南夫妇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从包里翻出一把玩具枪。这把枪原本是打算送给亲戚家小孩的礼物。可检查人员硬说它是真武器，非要没收不可。任凭夫妻俩怎么辩解，检查人员就是不听。“说不定他是想要这把玩具呢。”王安娜心里嘀咕着。
他们俩为了避免麻烦，选择不再争执。就在这时，之前在列车上的那名日本人冒了出来。他粗鲁地责骂起那位中国检察官，强硬要求立刻把玩具枪归还给王炳南夫妇。这时，他们俩才发现，原来这个日本人的中文说得相当流利。
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中国检察官，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面对日本人的责骂，他变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他一边向王炳南夫妇赔不是，一边按日本人的吩咐，把玩具枪递回给了王炳南。王安娜心中暗叹：“咱们赶紧收拾行李吧。显然，海关检查这关咱们是过了，因为看起来咱们已经像是被日本人罩着了。”
二、叶剑英送来了他的“问好”话语。
到了西安后，他们起初在老莲花池家住下了。但没过几天，杨虎城坚持让他们搬到他新盖的“止园”公馆去住，这样方便随时找王炳南聊天。杨虎城跟王炳南推心置腹地说：“我已经和共产党有过打交道了，但以前咱们都不认识，说话的时候难免会有所顾忌，不敢全说出来。现在你回来了，咱俩就能啥都说了。”
1936年夏天，因为有了张学良的点头，几位共产党的代表悄悄来到了西安。这事儿，（王）炳南心里是有数的。他们还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探望我们，带话说毛泽东向我们问好：“毛主席盼着你们回国呢。”那时候，我们才到西安没多久，这事儿足以看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有多厉害。
看到这里的历史，我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王炳南回国去帮忙团结张、杨他们，他难道没跟中央说一声自己要去哪儿、干啥吗？
要说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报告，那都过了好几周了，怎么可能把组织上的基本规矩给忘了呢。要说没法和延安取得联系吧，可王炳南一得到杨虎城愿意和红军合作的答复，马上就用了暗语“寄杂志来”，给巴黎的吴玉章发了密电。
王炳南没跟延安说，毛主席就只好自己派人过去看看王炳南，顺便问个好。王安娜说的那个“代表”，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参座”。
过了好几个月，到了11月份，西安那边眼看就要出大事了。林育英，就是林彪的堂哥，他用了个假名叫张浩，这时他是地下工作组织部的头儿。他派人跑到西安去找王炳南，跟王炳南说：“毛主席晓得你在杨虎城的军队里做事，他想看看你的照片，你给一张呗。”
这不，既没听到汇报也没见到人，就先要张照片来认个脸熟嘛！
我在想，莫非王炳南是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的指示，没把向中共中央汇报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说，王明压根就没让王炳南向中央报告，连直接联系中央的途径都没给他安排？
三、特别的效果
1936年12月12日那天，西安出了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在这个事变里，王炳南帮了周恩来大忙，他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的智囊和传话人。事变后，他继续跟着周恩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干起了外交，做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的位置。可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他挨了批评，其中一条就是说他是“王明的铁杆心腹”。
在西安事变里，王炳南扮演了一个不太被人知晓的特殊角色：他意外地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用来“扣押蒋介石”的一个“理由”。
情况是这样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找蒋介石谈话，希望他别再打内战，大家一起抗日。说了好多回，软的硬的都不行，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呢？他俩其实都想到用“武力劝说”这一招，但谁也不想先提出来。转眼到了1936年12月11日，杨虎城这天又悄悄找张学良商量起来。
张学良对杨虎城讲：“王炳南心里到底是怎么盘算的？咱把他叫来一起琢磨琢磨。”杨虎城回道：“他这人想法挺极端。”张学良追问：“那他到底想干啥？”杨虎城答道：“他想扣押老蒋！”张学良连忙说：“这办法倒也能试试。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杨虎城后来亲自跟王炳南讲了那段对话。王炳南有没有提议“扣押蒋介石”，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张、杨两人借王炳南的话，把这事儿给挑明了。
隔天，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华清宫内被抓了起来。
西安事变那会儿，王安娜正好在上海，她跟王炳南的儿子王黎明才出生俩月。一听说西安出事了，王安娜心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这时候，她下了个挺勇敢的决定：带着这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家伙，上西安找老公去！
她回想起：“在上海那会儿，谁心里也没个准儿，这铁路现在到底能通到中国西部的哪些角落。”“我们带的东西不多，要说最值钱的，也就数那个装孩子的竹篮子了。”
那时候天下大乱，敌友不分，到处都不安稳，路也不好走。王安娜的勇气真叫人佩服。她一手提着装有婴儿的篮子，和张夫人——她丈夫当时正被关在西安——一起，坐火车、换汽车、搭大车，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冒了很大风险，终于在1935年的最后一天回到了西安。
在西安很有名的西京宾馆里，她和史沫特莱初次相见。
四、“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之后，史沫特莱前往延安，还特地传来口信，让王安娜务必去一趟。王安娜自己也非常想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情。那时候，西安局势动荡，王炳南跟着杨虎城躲到了三原县，他也劝妻子去陕北看看。就这样，王安娜坐上了一辆开往陕北的货车，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
王安娜回想起：“我第一次遇见毛主席的地方，是在一个大厅里，说起来那更像是个场地，因为照明设备真的不够充足。”
史沫特莱轻轻跟王安娜讲：“嘿，注意到那边额头宽宽、头发长长的那位男士没？对对，就是混在农民中间的那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常来这儿看戏呢。”
王安娜谈及对毛主席的感觉时说：“毛泽东跟他的老战友朱德不太一样，朱德在人群里不怎么显眼。通常呢，毛泽东不太在乎那些规矩礼节，他穿的红军制服跟其他战士没啥两样，皱巴巴的。但是，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气质，透着股威严劲儿，让人觉得他不是一般人，有时候还让人感觉他有点难亲近。”
过了几天，毛主席亲自到王安娜家做客，就带了个小红军当伴儿。大家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开了。从陕西的风土人情到德国农民的生活，从中国现在的文学作品到我经过苏联来中国的路上见到的趣事，还有用辣椒粉调味的菜肴有多美味，啥话题都扯上了。
史沫特莱聊起王安娜的儿子时，毛主席特别好奇孩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王安娜说，孩子头发黑黑的，眼睛也是黑的。毛主席又问皮肤咋样，王安娜回答说是和中国人差不多。毛主席笑道：“真有意思！李德那家伙的老婆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皮肤也像极了中国人。”
从这些小事儿能瞧出来，毛泽东特别爱学习新知识。王安娜说：“他从来没去过国外，也不会像朱德、周恩来那样讲外语。但他对国外的规矩和习惯特别感兴趣。”“而且啊，毛泽东特别幽默，爱开玩笑，讲起好玩的事儿来，他自己都能笑出眼泪。”
五、“同学”朱德
朱德曾在德国学习过，会讲几句德语。王安娜记得：“我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碰上一个穿着满是褶子的棉衣、个子不高有点胖的男士，他用德语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说：‘你还好吗？’这让我非常惊讶。”
朱德笑着跟王安娜打趣道：“咱俩也算是老同学啦！”
朱德在国外读书时，因为参加了学生聚会，被抓了两次。王安娜是个反对法西斯的人，她也遭遇了盖世太保的两次逮捕，进了监狱。说来也巧，他们俩竟然被关在了同一所监狱里。
某天，马海德请大家到他和李德共住的那个窑洞里聚会闲聊。朱德乐呵呵地对王安娜说：“安娜，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像是在强盗的老巢里呀？”
大家一听都乐开了怀。坐在王安娜边上的那位男士，肩膀宽宽的，头剃得发亮，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简直就像个罗宾汉那样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史沫特莱对王安娜说，他叫贺龙。
王安娜注意到，贺龙性格开朗，特别爱聊天，“他一说起故事，就眉飞色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朱德给我介绍了一位很年轻的将军，他25岁时就成了老红军。那时的林彪，还不到30岁，看起来就像个略带羞涩的二十多岁的学生娃。
王安娜曾耳闻，这位“学子”在红军队伍里大名鼎鼎。林彪对她说：他带兵打过上百场仗，每一回都凯旋而归。
“这怎么可能呢？”王安娜心里直犯嘀咕，尽管她对这位年轻将军心怀敬意，但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林彪挑了挑他那又黑又浓的眉毛，笑着说：“我们可从不干没把握赢的事儿。”
六、“学子”林彪
在延安时，王安娜只碰见过林彪一回。之后，他们在重庆又重逢了。
1937年9月25号，林彪带着115师在平型关打了场漂亮仗。可没多久，林彪不小心被阎锡山手下的哨兵给弄伤了，只好先去苏联看病，后来又转到重庆养伤，同时还负责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但林彪在养伤的日子里很不自在，心里老惦记着回前线打仗。那时候，他整天坐在书桌前头，不是学习就是研究，还给军校编了好些教科书。
我们得找个法子让他别老呆在书桌前了。”周恩来忧虑地讲道：“大夫建议他得多动动。”
周恩来脑筋一转，有了个点子。他笑着对王安娜提议：“要不让林彪也去学学跳舞吧，安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你来当他的舞伴。”
王安娜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林彪这位“弟子”反应有点慢，王安娜只好画图来帮他理解舞步和曲调。林彪望着那些图示，就像研究作战方案似的，全神贯注地趴在桌上，左看右看，仔细琢磨。
林彪跳舞时总是踩不准节拍，搞得他自己都没了底，自嘲说跳起舞来就像是在“拽板车”。
王炳南和王安娜的故事还在继续，咱们明天接着聊，到时候还会有新的女角色登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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