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贡富顺的崖壁下，35岁的闵亨才已“洞居”五年。他将简陋的崖洞打造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家，每月仅需三五百元开销。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不仅源于他对自然的喜爱，更深层的原因是家中无房且身负35万元债务。这一独特的生存选择引发广泛关注，也伴随着安全隐患、法律空白和个人责任的争议。当地政府虽多次劝导搬离，但因缺乏明确法规，目前只能加强安全排查。
闵亨才的“洞居”并非简单的避世，它折射出当下社会经济压力与个人生存困境的复杂交织。在35万元债务的重压下，他选择了一种极端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这既是现实压力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对传统消费主义和物质追求的被动反思。这种“极简”并非全然主动，而是特定境遇下的适应策略，却意外触及了许多现代人对“内卷”和精神焦虑的反抗情绪。
从心理学角度审视，闵亨才的长期“洞居”是一种复杂的应对机制。面对巨额债务、家庭缺失和世俗期待，他选择退回到一个可控的物理空间，以寻求内心的宁静。心理学专家指出，适度独处有助于自我反思和情绪调节，但长期、被迫的社会隔离可能导致孤独感增强、情绪障碍风险上升，甚至影响自我认同感。闵亨才的“逍遥自在”背后，可能隐藏着与社会脱节的潜在风险，其心理健康状态值得持续关注，这与主动追求的数字极简主义或哲学独处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学层面，闵亨才的案例是当代青年生存困境的缩影。据相关报告，中国青年负债率持续攀升，房贷、车贷、消费贷成为普遍压力。当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定义（如拥有房产、婚姻）变得遥不可及，许多年轻人开始寻求非主流的生存路径。闵亨才的“洞居”吸引粉丝体验，正说明这种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人对“内卷”和焦虑的反抗情绪，提供了一种另类想象。这与日本“低欲望社会”中年轻人对消费、婚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异曲同工，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经济学角度看，闵亨才的“洞居”是极端低欲望生存的具象化。在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通过极致压缩物质需求来维持生存，成为部分群体应对财务困境的策略。这不仅挑战了主流消费模式，更暴露出社会保障体系在应对个体特殊困境时的不足。当法律法规在非传统居住方式上出现空白时，如何平衡个人选择自由、公共安全管理与社会伦理责任，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现实难题。
闵亨才的“崖下洞居”是一面深刻的社会镜子，映照出时代背景下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关注个体的精神健康和多元的生存需求。社会应在保障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对这类“边缘”生活方式给予更多理解与支持，并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压力之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非被迫“洞居”于生活的边缘，这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考题。我们应警惕，当“洞居”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它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无奈的集体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