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隆冬时节，我怀揣着意外的探亲假期匆忙赶回北京，妈妈亲手织就的红手套依旧温暖如初，仿佛还留有她的体温。未曾料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相聚——次年春天，病榻上的妈妈将泪水留给了父亲，将微笑留给了我，即便在生命的终点，她依旧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
最后的四口之家
1969年8月20日，我踏上了前往内蒙古兵团的征程。在寒冬来临之前，我意外获得了一周的探亲假期。负责征兵的领导得知我久未归家，便特许我利用这段时间返回北京。他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在踏入军旅生涯之前，务必抽空探望一下年迈的父母，这样才能在军营中安心工作。
未曾拨通一通电话，仅凭一张车票，我便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心中早已迫不及待地飞向了父母的怀抱。原以为至少还需一两年方能得以团聚，母亲反复叮嘱，让我先投身军旅，不必顾虑我和父亲！她坚信，未来定有重逢之时！然而，今日的我，竟如梦似幻，即将即刻与父母相见！
列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我肩负着行囊，一口气来到了东四，而此时太阳正缓缓沉入地平线。步入报房胡同，四周显得格外静谧，仿佛从某个角落传来了厨房里炒菜的悠扬声。那些记忆中的小平房，在我眼前一一浮现，它们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上学日。凝视着那扇小窗户透出的昏黄灯光，心中涌起一股暖意，我家的灯光，也即将映入眼帘。
我急匆匆地跑回家，刚一露面，老阿姨便惊讶地叫了出来：“哎呀，小姑娘，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妈妈还没下班呢，我这就给你准备些美味佳肴！”
60年代，龚澎出席新闻发布会。
步入了那熟悉的家门，每一处都洋溢着温馨亲切的氛围，连家中飘散的气息也充满了家的味道。四顾望去，似乎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萦绕心头。我的床铺上覆盖着一条厚重的被单，以往摆放在桌面上的小玩物和饰品都已悉数收好。踏入父母的房间，热带鱼缸依旧安在，除了几条游弋其中的红箭鱼外，水中还新添了几条初生的小鱼儿。鱼缸壁上爬满了青苔，估计已多日未曾更换水源，想来父母平日里定是繁忙劳累。我不由得心生愧疚，母亲已如此忙碌，而我却还让她为我照料鱼儿。
恰在此时，大门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那是爸爸妈妈归家的脚步。数月未见，他们似乎略显疲惫，面色略显憔悴。老阿姨率先将我归来的喜讯告知了他们。
我轻盈地跃出屋门，爸爸、妈妈！我到家了！他们见到我突如其来的身影，脸上洋溢着惊喜的笑容。片刻后，妈妈似乎回想起什么，焦急地询问我：“你不是说直接去军区报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将手中的档案袋递给她，“妈妈，请别担心！所有手续都办妥了。这是我的档案，等回去交给单位负责人即可。”
母亲终于舒展了紧绷的眉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她温柔地注视着我，说道：“我真是担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部队的领导想得非常周到，我们原本以为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再次相见，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你，我和你爸爸的心中充满了喜悦。”
晚餐过后，妈妈满怀喜悦地坐到了我的身旁。往昔，我总是一个容易生病的小女孩，然而如今，我面色红润、精神焕发，每次辛勤劳作都能在连队里获得表彰。妈妈听后，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沉思了片刻，然后对我说：“我想查阅一下你的档案，看看你在兵团的生活究竟怎样。”（那时的档案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向妈妈透露，这份档案仅供人事干部查阅。妈妈微笑回应：“曾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管理干部，那些干部的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向你保证，看过之后我会严守秘密！再者，这份档案并未上锁，而你，也不属于需要保密的干部行列。”尽管如此，我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妈妈沉思片刻后说道：“好吧，那我就不看了。我本有资格查阅你的档案，但既然你如此坚持，我便尊重你的意愿，并遵守你上级所规定的纪律。”
乔冠华、龚澎
妈妈始终关注着我成长的每一步。当我告诉她，在严寒的气候中工作，导致手脚麻木时，她立刻要求我第二天就去医院进行全面体检，并坚持让我每天进行注射治疗。她说道：“这几天的时光尤为珍贵，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交流。在此期间，我会尽量减少其他琐事，已经推掉了很多原本安排的活动。”
归家之情，实令人陶醉！母亲从柜中取出一副她刚刚精心编织的五指红毛线手套，递到我手中。自我下乡以来，母亲便着手寻觅毛线，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她的编织之旅。那是她向同事新学的技艺。鉴于我手指较长，母亲特意将手套的尺寸加宽。随着寒冬的降临，她又购入新毛线，请邻居阿姨为我赶制了两双暖和的毛线袜子。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母亲为我收集了两盒精美的毛主席纪念章。她说，每当看到新款式的纪念章，她便会想方设法购得或是与熟友交换。老友们戏谑她为了女儿，不惜费尽心思。
母亲便取出哥哥从东北寄来的照片，让我细观。尽管我们四口之家分散于三地，但我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健康地生活着。回想起这些，那真是一段何其宝贵的时光啊！
时光荏苒，几日便如白驹过隙。妈妈温馨地提醒我，务必注意，切莫在家中逗留过久，你仍需提前报到。在启程之际，妈妈从抽屉中取出30元，小心翼翼地放入我的内衣口袋，她说道：“穷家富路，这钱是备不时之需的。”
步入院落，我不禁再次回首，目光落在那所熟悉的老宅，瘦弱的母亲站立于阳台，嘴角带着柔和的微笑，默默凝视着我。谁能预料到，这竟成为了母亲在宅邸中留存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
大年初一转眼便至，这亦是生平头一回，我在异乡独自度过了这个佳节。
休假期间，驻地的女兵们纷纷返乡。依照规定，节日期间的新兵不得擅自离营。我洗完所有军装后，独坐在床榻之上，心神不宁，思念家乡。此刻，远在北京的家，仅有父母两位老人在度过佳节，他们想必也在牵挂着千里之外的我们。突然，我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我也可以与父母团圆！我决定前往邮局，拨通长途电话，与他们相谈。
历经数站辗转，我终于抵达了市中心那座规模宏大的邮局。营业员向我透露，从这拨打至北京的长途电话，费用是每分钟1.2元，这在当时的价格可谓不菲。她出于善意地劝慰我，若是非得联系，写信或许更为妥当，因为一通长途电话的费用，足以购买许多物品。我仔细计算着手中的津贴，两个月的生活费竟可通话十分钟之久！加之母亲所给的备用金，春节之际，能与父母亲言数语，便是我最大的期盼。
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我的心猛地一震。尽管离家仅两个多月，思念却如同潮水般涌来。那熟悉的铃声，唤醒了我对家中阳光照耀的客厅和父母慈爱笑容的回忆。此刻，我不在身边，电话的另一端，是谁第一个接起这通思念的呢？
有人轻抚话筒，竟是那位老阿姨！一听是我这声音，她情绪高涨地叫道：“哎呀，你这小家伙！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呢！你妈妈都快想你了！你们不在家，这个年过得都没意思了。我做的饭菜，一连好几顿都吃不完呢。别急，我这就去叫你妈妈过来！”
电话那头，我模糊地听到母亲在询问是谁，阿姨兴奋地对我说：“你妈妈来了！快，仔细听！”——“都儿啊！”——那熟悉的声音，是妈妈！
“妈妈！是我啊！”
“声音清晰得很，妈妈真是欣慰不已！你那边一切安好否？新兵营的训练是否已告一段落？日常饮食如何，每餐都有哪些菜肴？节日休息了几天？工作适应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串温馨的问候。我忍不住笑了，妈妈还是把我当孩子看待呢，我的工作自然是非常出色的！妈妈，请安心，我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士了！
“都儿啊，长途通话的费用颇高，你手中的零花钱有限，得知你安好，我和你爸爸也就安心了。今年春节，家中只有我们二人及老阿姨相伴，你哥哥并未归来。少了你们的陪伴，我们对于过节的期待也就不那么强烈了。你爸爸工作繁忙，他时常挂念着你。除非有特殊情形，每个周末我都会给你写信。”随后，电话那头又传来了你爸爸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家书虽传情，但在我心中，家里的电话声却重逾千金。每当那慈祥的声音响起，我的内心便充满了安宁。在年初五的那一天，妈妈寄来了一封信：“都儿，春节里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和你爸喜悦无比，这成为了我们节日里最快乐的时刻。从电话中，我感受到了你的成长与健康，你的声音比以往更为洪亮，那个曾经多病的小女孩儿已经不再了，妈妈心里有多么的高兴！起初，我担心你在军旅生涯中是否会有所波折，如今得知你一切安好，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你在部队的表现优秀，这也让我了却了一桩心头的牵挂。”
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春节。
乔冠华、龚澎
重 托
1970年3月8日，家中突生变故，母亲因晕厥而紧急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
在妈妈清醒的住院日子里，仿佛笼罩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她似乎预见了未来可能降临的种种不测。在这生命的尾声，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妈妈依旧心系工作，牵挂着父亲、哥哥和我。
母亲率先向秘书及相关部门的同志们说明了她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即便是在病情略有好转的时光里，她仍需与父亲进行私密交谈，以商讨万一未来发生变故时的托付事宜。
然而，妈妈话音未落，爸爸便泪水盈眶，情绪几近失控，使得对话难以继续，“别说了！别说了！”他嗓音嘶哑地喊道，“我们不再谈论这些！你肯定会好起来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
“亲爱的，我们不会分离的，永远都不会！别再提这些了，亲爱的！我们不再讨论这些！”当父亲察觉到我站在门外，他起身，用纸巾拭去泪水，一边说着一边低头匆匆离开了病房。
即便深知自己可能即将与相依为命的亲人永诀，妈妈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慈爱。她再次唤来了年不过二十五的兄长，郑重地向他交代了为全家预备的应急之策。
母亲首先倾述了对哥哥的期许。她衷心期盼哥哥能与女友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在她面前正式领取结婚证书，以圆满完成她心中的一件大事。
妈妈再次与哥哥谈及了父亲与我。她言道，你父亲才情横溢，然在政治领域尚显稚嫩，你理应鼎力相助；至于我，尚年幼，日后定需觅得一位既关爱备至又真诚至极的伴侣，而你交游广泛，遇到良机时，不妨多加留意，助她一臂之力。
哥哥忍住胸中汹涌的哀痛，坚毅地承接了母亲临终的嘱托。
我由衷地敬佩我的母亲，她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份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钦佩。即便在生命的尾声，她依旧保持着从容不迫的风度。
对我，母亲并未多言。她期望让最小的女儿暂且避开这份沉重之痛与压力。
实则我内心深知，母亲最忧虑的，是我未能独立，忧虑若她不幸先我而去，家中遭遇变故，我独自一人将无法自立生活。这几乎成为她心中的隐痛。
自1969年我踏上下乡之路的前夕，母亲便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我探讨“万一”的可能性。起初，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心想，哪位母亲不是会对孩子叮嘱几句呢？然而，当我目睹母亲那因忧虑而显得憔悴且神情严肃的面容时，我才意识到此事绝非儿戏。我万万没有想到，未来的“意外变故”竟会如此迅速地降临。
行囊准备得七七八八，母亲急切地想要在踏上征程前与我畅谈一番。她坐在父母的卧室内，书桌前注视着那个无忧无虑的我，似乎有千言万语：“我最忧虑的是你将来能否独自面对生活，若我不在身边，你将如何自处？你真的能独自生活吗？”我望向母亲，心想我们家庭不一直都是温馨和睦的吗？
妈妈的话语让我心头一震，她问：“倘若我离开了，你怎么办？若你失去家园，那会怎样？”我愣住了，凝视着妈妈，心想：“不会的，妈妈你不会走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仿佛是遥远的天际传来的神秘讯息。然而，妈妈似乎并未就此打住。关于生命与死亡，她似乎早已深思熟虑，有着独到的见解。
“不，到时候你们自有你们的生活。你这样的想法我很欣慰，但我绝不愿意给儿女或他人带来任何麻烦。”但这些都是闲暇时的闲谈而已。
我从未设想过这类问题，怎么可能想象得到，与我生命紧密相连的母亲竟会突然离我而去？母亲是我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存在，她的存在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一点毫无疑问！
妈妈为何提起这些？这不过是书中虚构的故事情节罢了！为何妈妈要讲这些不切实际的话？我试图用手堵住妈妈的嘴，试图阻止她继续谈论这不可能成真的话题。然而，妈妈并未理会我的阻止，她仍旧在说，仿佛非要让我明白生命的无常——既有生也有死。
凝视着母亲那充满智慧和慈爱的容颜，我忽然察觉到她的气色略显黯淡，身体似乎也显得十分虚弱。泪水涌上眼眶，我放声大哭：不！妈妈，您不能离开！您永远不会离开我！妈妈，我会努力自立，请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从今往后，绝不允许您再提起！我会坚强独立的，我定会做到！今后，我绝不会让您为我担忧或失望！让我们约定，从此不再提及那个字眼，妈妈，就这一次，请您答应我！好吗？
看到女儿纯真的愿望，母亲的视线渐渐变得温柔。她解释道：“听说过物质守恒定律吗？将来我将成为一棵茂盛的大树！若你想念我，只需走进绿意盎然的树叶之间寻找我。”话音刚落，她脸上又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乔松都小家伙，我在这树丛中等待着呢！”
我轻声一笑。然而，我仍旧恳请母亲今后不要再提及此类话语。她最终严肃地点了点头，应允了我的要求。
自那以后，母亲便未曾再提及此事。然而，在她身患重病之际，她与父亲及哥哥商讨了若不幸降临时的种种事宜，以及对我的期许。然而，面对我，母亲始终面带微笑，眼中无泪，脸上无愁，亦未曾有过丝毫怨言，她身上依旧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直至生命的终章，母亲未曾向我透露过一丝她所患疾病的消息。她始终坚守着对我不离不弃的承诺。
捧着骨灰
1970年9月20日，这一天在我的记忆中永存，堪称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日子。
仙客来花的身影，从此在我们生活中消失。那段母亲临终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首的过往。周恩来总理送来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纷纷出席了追悼仪式。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代表外交部发表了悼词。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温那份文字，纵然其中一些措辞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却依旧让人心头沉重。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无产阶级的杰出外交战士龚澎同志。龚澎同志在她的一生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战斗，忠心耿耿。由于她身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70年9月20日逝世，这是我们外交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外交部全体同志，都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
龚澎同志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不久，就立即参加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担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从1941年起，她跟随周总理，不计个人安危，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新闻组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交部刚刚建立，龚澎同志又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伟大斗争，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为党的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龚澎同志就是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龚澎同志从参加革命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地进行战斗。长期以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她很少休息，总是忘我地积极地为党工作。龚澎同志在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对外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对外政策，在了解敌情，掌握国际阶级斗争动态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龚澎同志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不断在改造自己，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从不停顿，勇往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她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觉悟不断得到提高，能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地参加斗、批、改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崇高品质。龚澎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党的好干部。
龚澎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但她那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沿着革命的道路勇往直前。
我们应当将悲痛转化为力量，汲取龚澎同志的革命精神……
1970年9月21日
毛泽东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后说，龚澎是一个好同志。或许这对悲痛欲绝的家属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周总理未曾踏入八宝山，在他心中，母亲的形象始终定格于那个在重庆岁月里，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身影。他不止一次地，在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友人身旁，难过地反复呢喃：“龚澎走了！龚澎走了……”
我反复思考无数回，若我早点踏入医学领域，便能采取无数策略缓解母亲的便秘，掌握诸多疗法来应对此问题。即便所有手段均无效，我也会用我的双手耐心地将硬块逐一取出，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我愿意承受任何艰辛。只愿换得母亲的安康。我痛恨自己为何当时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为何上天没有赐予我这样的机会？
我渴望寻回妈妈往昔的病历，然而时至今日，那份既为病历亦为珍贵史料的文献仍未现身。无论如何，真正的缅怀源自内心，那种情感是任何手段都无法抹去的。
母亲离我们而去，病房中少了一位患者。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而言，那片曾经明媚的晴空已变得黯淡无光。父亲悲痛至极，痛哭失声，或许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深刻体会到，母亲的离去对他意味着何等重大的损失。
我手捧母亲的骨灰，与父亲和哥哥一同踏入了八宝山公墓。往昔，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今朝，我紧紧地将母亲拥入怀中。妈妈，您留给我的笑颜与温暖，将永伴我的一生。我愿将这份阳光传承给我的孩子。
我始终坚信，妈妈并未远离。她只是出国有事，或是出差在外。她的身影依旧活跃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是我学会游泳的辽阔海滨、我们漫步的宁静小径、阳光照耀下的玫瑰园中、悠扬的肖邦钢琴旋律间、我在困惑、痛苦、孤独、快乐时分、成为人父的那一刻、远行的日子、以及无尽的思念之中……
怀念母亲龚澎。
作者：乔宗淮
母亲龚澎离我们远去已有四十余载。我永生难忘那日——1970年3月8日的拂晓，天空微明，几片雪花轻柔地飘落。母亲因突发脑溢血而晕厥，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的救护车中，我伫立在车旁，初春的寒意使我从迷茫中警醒。我暗自思忖，“文革”的狂风暴雨才刚刚平息，父亲和母亲刚刚获得“解放”，重返工作岗位，全家尚未来得及喘息，却又不知何种不幸即将降临，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母亲从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离去，再未曾归来。自那以后，失去母亲的庇护，我开始踏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征途。
周恩来的赏识
值此母亲龚澎百年诞辰之际，我在6月下旬重返了她的工作地，亦即我的出生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那个被誉为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
周恩来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曾在此地执掌中共南方局的重任。董必武、叶剑英等一众领导同僚亦曾在此长居并辛勤工作。自1940年至1946年，母亲与周恩来同志身边的众工作人员，共同在这座朴素的建筑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六年时光。1944年7月29日，我诞生于斯，在此度过了近一年的光阴，成为了周公馆里唯一的孩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着无比庄重的心情，缓缓踏入这座曾见证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三层灰色小楼，逐一细览每一间房舍以及庭院中的每一个角落。
当我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她身着八路军军装，提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后，简单寒暄几句就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看到了三张地图。”周恩来又说：“那你具体说说看！”母亲说：“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周恩来带着几分满意说：“你的观察很敏锐。”这是母亲给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周恩来又询问了母亲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了解到她的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将领龚镇洲。她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后来调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母亲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工作秘书，参加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新闻界。
龚澎与周恩来同出席记者招待会
我漫步于走廊之间，凝神细读墙上的展板，字里行间勾勒出一位英勇的女性形象。在一块展板上，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龚澎——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以及在国际记者眼中，中共的新闻发言人。龚澎女士英文娴熟，才貌双全，机智敏捷。她与众多外国友人结下深厚友谊，他们时常热心地帮她传递宣传资料，为她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些外国朋友亲切地称她为“坚强且满怀奉献精神的革命斗士”。1945年，在重庆举行的谈判期间，她肩负起对外宣传与翻译的重任。
另一块介绍南方局外事组的展板上写道：龚澎“在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和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员，为向世界宣传介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外人士的广泛尊重和好评，被在重庆居住过的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誉为‘环球新闻界一个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驻足于展板之前，我凝望着母亲昔日的倩影，心中涌起一股自豪之情，为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而感到无比骄傲。
母亲性情豁达，却又不失稳重之姿。周恩来总理曾以赞誉之词评价她：“龚澎静若处子。”此语源自孙武《孙子兵法·九地》篇：“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意指“未出战时，如同未嫁的少女般沉静，一旦行动，便如脱逃的兔子般迅捷”。周总理的评价，无疑是对母亲性格的最佳写照。母亲表面的“静”，实则映射着她内心的“宁静”。新中国成立之际，她便担纲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一职，长达十五载，这在外交部历史上亦是独一无二的记录。她日复一日，兢兢业业，正如她在1965年对新闻司干部讲话时所言，始终以“战斗者的精神面貌”投身工作，如同战士般忠诚于自己的岗位。十数年间，她因卓越的工作表现多次受到中央的表彰，面对荣辱，她始终心如止水，保持着那份难得的平和。
毛主席的表扬
“主席对我们工作很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前进。”不久，母亲与父亲在家中讨论参观情报工作展览的事，她提到展览中有一项工作被显著展出。我因上次未获母亲满意回答而心生猜测，毛主席的表扬与那项展出工作或许有关。不久后，安全部门的同志邀请母亲做报告，她虽多次推辞却难以拒绝，最终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为主题做了报告。母亲后来告诉我，既然为其他单位做了分享，也应向外交部同仁，尤其是青年同志传授她的调查研究经验。这便是李九年同志赠予我的谈话记录的由来。当时我推测，毛主席的表扬与母亲提到的展览工作必有联系，但具体是什么，我并不清楚。
龚澎在妇联报告会上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母亲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话题和母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舒缓白天沉闷压抑的气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扬她的往事。母亲这才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是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设有七个司，母亲是其中之一的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司长，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母亲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秘书，是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下属。加之，她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经验，使她深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的重要性。母亲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意识到，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母亲精心分析了情况，确定了万无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标。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直接领导情报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母亲的具体指导下，她在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百忙之中在母亲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时，还对母亲赞许有加。母亲平淡地对我说，整件事情她不过是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我问母亲：“获得这份文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母亲说：“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作者与母龚澎
数十年之后，我肩负驻朝鲜大使的重任，深入研读了数份美国学者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核外交策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披露，美国自战争初期便已考虑运用核武器，并在之后多次计划付诸实施，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仍不排除未来动用核武的可能。其中一份报告的分析指出，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为迅速结束战事，曾计划动用核武器，而停战谈判在同年7月便达成了协议。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中朝方面对美国核武器的忌惮有关。由此观之，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并未实际使用核武器，但对该武器的威慑力仍极为重视。然而，这位学者恐怕未曾想到，我方的最高决策层早已洞悉战术核武器的真实效用，绝不可能在核威胁面前屈服于美国。这也反映出那份战术性的情报文件对于中央战略决策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其中凝聚了母亲的智慧和辛勤付出。在与母亲的交谈中，我还了解到，鉴于此事的高度机密性，外交部情报司仅负责公开情报的综合分析，并不涉及此类事宜。即便在外交部，除个别领导外，鲜有人对此事有所了解。母亲也从未希望将毛主席对她的赞誉公之于众。四十年时光荏苒，我看到母亲在当年新闻司的讲话记录中，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名言：“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将自己的成果送到最高决策者手中。”她以此激励年轻一代勤奋工作。我想，这也正是她内心深处对这句话的深切认同。
母亲的财富
周公馆，坐落于此的典型建筑，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风华。这里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承载着母亲与我之间那段浓烈的母子情深。踏进周公馆的那一刻，岁月如歌，而今迈入古稀之年的我，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
曾家岩的50号，承载了我与母亲之间无数珍贵的回忆。自我降生之日起，母亲便迅速投身于繁重的工作中，无暇顾及尚在襁褓中的我。无奈之下，她便将我安置在了一个当地人常用的竹篓中，将竹篓置于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委托值班的工作人员照料。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后，立刻号召全体同仁关心起我的成长，于是我在周公馆这个大家庭中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呵护。周公馆不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周恩来同志会客的所在，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络绎不绝。我因常驻传达室门口，目送着人们的往来穿梭，于是学会了第一句口语——“再见”，那是模仿送客的大人所说。即便在我成年之后，那些曾拜访过周公馆的长者们，依旧亲切地称呼我为“当年那个站笼子的孩子”。
乔冠华、龚澎夫妇
母亲的一生，始终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之中，对于年幼的子女，她往往难以分身。然而，即便在繁忙之中，她对孩子们的关爱却无处不在。方继孝同志，全国总工会的成员，也是一位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历史作家，他对于收藏名人信札情有独钟。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赠予我的见面礼是两件珍贵之物：一本署有我父母亲名字的英文小册子，以及一张用玻璃纸精心封装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母亲在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信上，母亲那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那时的我，年仅6岁。信中，她这样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眺望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耀的大红星。若你在我身边，我定会把你抱起来，一同观赏这照耀全球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曾在这座宫殿中呢……”这是母亲第一次走出国门，即便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她还是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份激动的心情告诉年幼的我，与我分享她的喜悦。我将这张明信片精心镶嵌在镜框之中，置于书桌上，以此纪念母亲那深沉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犹如三春晖照在心头上。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仅有的物质财富。
我的母亲，她不仅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对外新闻发言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母亲。她总是将最珍贵的财富留予子女，这不仅仅是对爱的无私奉献，更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且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十年间，母亲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在遭遇困境、感到孤立无助之际，我的内心仿佛与母亲进行着对话。我想起“文革”时期，母亲遭受批斗与折磨，尽管身心俱疲，却依然坚守原则，意志坚定；每当我面临新的挑战，感到力不从心时，便会想起母亲勤奋学习与工作的身影，这激励着我振作精神，勇往直前。母亲的榜样指引我走过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考验，教导我诚实待人，踏实做事。这便是我对母亲最真挚的回报与最深切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