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堪称中共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叛徒之一。他曾身为中共元老，历任中共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及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叛逃时，他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代理主席。令人惊讶的是，叛逃后他竟沦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成为中共的宿敌。显然，在“中共叛徒史”中，张国焘的名字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何他选择背叛？根据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一书中所述（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张国焘背叛的根源在于他在党内失去了影响力，而国民党反动派针对我党实施的“溶化”和诱降策略，为他追求个人野心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国民党的新政策与策略，对张国焘的叛变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缺乏充分且确凿的证据，但我们知道的是：自1936年“双十二”事件以来，国共两党开始公开接触，中共在西安、南京等地设立了联络处，国民党也派遣人员前往延安，旨在深化双方的合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与“中统”的特务趁机潜入延安，试图搜集中共情报。据悉，这些特务在得知张国焘的情况后，四处散播谣言，声称他失去了自由。蒋介石还密令戴笠派人试图与张国焘接触，邀请他前往武汉商讨重要事务。张国焘对此大发雷霆，称这是将他置于名誉尽毁的绝境，但最终表示：“如果蒋委员长派飞机接我，我可以考虑，但前提是在延安为我修建一个机场。”这一说法的真伪尚未可知，有人据此推测张国焘开始动摇。
张国焘流亡至武汉之际，周恩来等同志并未将他抛弃，屡次派人前赴后继，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然而，尽管努力不懈，始终未能奏效。最终，张国焘向周恩来透露了他的心愿，表示意欲拜访蒋介石。1938年4月16日午后，周恩来亲自陪同张国焘渡江，抵达武昌，与蒋介石会面。张国焘在见到蒋介石后，径直开口道：“兄弟多年在外，行事糊涂。”周恩来闻言，脸色骤变，立刻反驳：“你糊涂，我却明白。”随后，张国焘竟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边区事务。但因其事先未做充分准备，仅因周恩来在场而临时起意，致使汇报过程中语无伦次，让蒋介石亦感困惑。返回办事处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张国焘却认为，当前国共两党都处于困境，并表示愿意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他坚决要摆脱“监控”，终至逃逸而去。
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强调此举非但无损于我党，反而清除了一个腐败堕落、无可救药的毒瘤。
后来，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告诉还在延安的张的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叛逃了。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答应了她，即将其和小孩“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泽东还对她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但她一去之后，杳无音讯。
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自叛逃以来，张国焘的人生已无太多回旋的余地。
戴笠的由热转冷
张国焘叛变后果然掀起了一阵狂风，先是国民党的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新闻，纷纷响应张国焘的“呼吁”，鼓噪“三个取消”——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和解散共产党：又极度渲染张国焘“归来”引发的中共“内讧”，欢迎张国焘的“觉悟”，进而煽动中共党人应“学习张国焘”等。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洞若观火，他曾在一篇文童里说：“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果不其然，他最终在国民党内获得的位置，竟是卑劣的特务。
张国焘背叛革命后，究竟是真心意图沦为人人唾弃的间谍，还是抱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以张国焘充足的“阅历”和“政治智商”，叛变之后做什么，他不会没考虑过。就其本意，他莫若低调做人为好。于是，当蒋介石派陈立夫去征求他的工作意愿时，他表示希望创办一种“民办刊物”来为国民党做文章，使青年不要再因共产党的宣传而走上“迷途”。这个意愿，显然不合蒋介石的心思，所谓刊物等等，早有叶青之流会办，至于张国焘，绝不能“大材小用”。以张国焘的“阅历”和“声望”，不久，国民党各种部门都想来“挖”他，包括军委政治部、“西北王”胡宗南等，其中最活跃的则是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张府一时人声鼎沸、络绎不绝，最后，张国焘竟“受宠若惊”，慌里慌张地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又不久，抗战局势恶化，张国焘受人之邀，全家跑到桂林“观光”，有一次他与母亲谈话，母亲述及张家的变故，自晚清至民国，尤其是国共相争的时代，江西老家竟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红军”“白军”，你来我往，可怜张家不仅财物等“已是荡然无存”，祖父、父亲以及家人也历经“公审”“绑票”等种种磨难，兄弟姐妹六人中三人“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一番唏嘘之下，张国焘伤感不已。“伤感”之后，张顿然有了“觉悟”，即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他为自己的过去深悔不已，至于自己的前途，还是茫然无措。就在此时，他得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终于走到人生歧途的端点，他转回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决心为戴笠“帮忙”，甘做一个特务！
“此乃对延安的致命一击。”紧接着，蒋介石便派遣陈立夫与张进行密谈，旨在获取关于中共及其边区的重要情报。随后，蒋介石接连授予张国焘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军委会中将的职务，以此作为奖赏，并叮嘱其在戴笠的麾下“施展才能”。戴笠对张国焘极为敬重，将他安置于武昌的一座小洋楼中，由武昌警察局长、张国焘的同乡蔡孟坚亲自负责其安全保卫。在此，张国焘一家也得以团聚。
再来说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戴笠为了安置张国焘，特地在“军统局”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下设秘书室、联络组、研究组，另设有招待所），由张国焘担任主任。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有近18年的经历，他对中共的所有内情可以说是基本掌握的。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张国焘也很卖力为戴笠出谋划策，精心布置开展反共活动。他向戴笠建议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认为开展反共斗争，不仅要有专门的机构，也要有专门的人才，而此前“军统”疏忽于此。戴笠听了大为欣赏，马上下令筹办，即由戴笠亲兼班主任，张国焘任副主任，学生则在“军统”其他训练班或已结业的“优秀学生”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这种选拔的严格程度是“军统”历年所办的训练班从未有过的，可见戴笠的重视程度。
两期训练班共吸纳了两百余名学员，张国焘亲自授课，除讲解“中共问题分析”外，还涵盖了“如何进入边区及如何从事特务活动”等内容。然而，结局却与戴笠的预期大相径庭。起初，特务学员对张国焘的课程毫无兴趣，随后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厌恶。据张之楚回忆：“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上，仪式结束后，教官、学员及军统局相关人士一同聚餐，戴笠与张国焘均出席。正当大家准备入席时，其他教官互相寒暄，相互邀请入座，却唯独无人邀请张国焘。张处境尴尬，既不能坐下，也不能站立，显得手足无措。后来戴笠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才亲自请张国焘入席。”至于训练班的效果，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毕业的许多“特种政工人员”被派往边区执行任务，却不仅未能成功策反破坏，反多遭不测。他们被延安保卫部门识破，其中部分人甚至“反正”投入革命阵营，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其中，张国焘最引以为傲的几位学生，手持他的亲笔信前往他昔日相识之人处，结果亦是无一例外地有去无回。因此，后续学员无法派遣，只得被调往国民党“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执行所谓的“防共”任务。
张国焘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议大肆开展所谓“来归”活动，他以为共产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时难以消灭，此前“军统”等在国统区对中共被捕人员所采取的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中共、迫使叛变等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七分政治”，即从政治上争取和拉拢，不强迫被捕者实行自首和“脱党”，只须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所谓“来归”的含意，即是原为国民政府的公民，后误入共产党，现在又改邪归正了，等等。张国焘的建议，无非是“软刀子”，而所谓“来归”无疑就是“叛变”。为了配合“来归”活动，戴笠又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其负责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担任。此外，戴笠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的榆林、洛川、耀县等地分别设立了陕北、延安和耀县三个“策反站”，并均交张国焘掌握和负责。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张国焘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对此戴笠大失所望。张国焘后来经戴笠安排，还妄图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进行渗透，也毫无成绩。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原红四方面军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张国焘叛变之后，想方设法为国民党做出“成绩”，他不惜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自首叛变，然而这个“例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关于叛变后的张国焘，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写的回忆最多，其中提及张国焘曾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张开口便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随即张更是“倚老卖老”，劝说对方加以考虑。不料，出乎意外，对方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临了，张国焘只好支吾其词地说：“我是为了你好。”灰脸走开。（《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的确，叛徒是让人看不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1939年冬天在重庆偶遇张国焘的情节：彼时张国焘在国民党集团中已经失宠，大概是没了专车，张不得已乘“公交”进城，恰好与“八办”工作人员童小鹏在车上相遇。当时张穿戴严实，以防人认出，却被童看破。童不禁暗笑：从前的“张主席”，“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戴笠慢慢对张国焘有了淡漠之心。张为了有所补救，挖空心思，又建议可请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出山”。戴笠和胡宗南觉得不错，竟亲自去拜访陈独秀，但陈独秀根本不愿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炮弹，不得已，张国焘只好亲自出马，迢迢拜会陈独秀，交谈中怂恿陈与他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遭到陈独秀一口回绝。
当时“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据说蒋介石曾在戴笠的一个请求报告上直书：“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这真是洞若观火，相应地，戴笠提出在内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然，叛徒的根性，以及国民党不予信任的用人方针，最终又导致了顾顺章、李士群、李国谌等案子。至于张国焘，也可谓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其实，就在“军统”内部为防范那些“前中共人员”，专门设有“防奸股”，张国焘所在的“特研室”，秘书黄逸公其实就是被派去监视他的。
张国焘刚到“军统”时，不仅是戴笠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宾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属，那时戴笠每次请客都带上张国焘，并经常事前向被请者炫耀：“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然而曾几何时，张国焘已然成为戴笠最厌恶的人。有一次戴笠甚至拍桌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生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过去！’”戴笠愤恨之余，经常对部下说：“校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戴笠对张国焘翻脸之后，张原来享受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也被取消了。
戴笠如此，又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其他特务，他们都对张国焘蔑视和看不起了。张也进而哀叹道：“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里无什么出路。”甚至那个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中共叛徒出身）也为张打抱不平，他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
“军统”小物，“中统”觊觎。
一番热闹过后，张国焘虽然拥有诸多头衔，实则不过是一件“鸡肋”般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
戴笠逐渐不看好这个“小摆设”，但与“军统”对峙的“中统”却来挖“人才”了。原来张国焘在“军统”的处境得到了其同乡蔡孟坚的同情，蔡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也是同乡，又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中统”头子朱家骅是北大毕业的，他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谓仰慕已久，就在张国焘失宠于“军统”之际，“中统”却聘其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不料这又触怒了“中统”内部的许多特务。他们不服气于其“无功受禄”，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甚至公开奚落他“笨蛋”“饭桶”，讨嫌他来“抢饭碗”；加之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提供的情报，不是“老掉牙”的，就是“中统”已经掌握的，或是共产党那边早有准备的，根本没有价值，于是，几个月过去后，“张设计委员”和“张主任秘书”成了“三无产品”——“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就在张国焘向蔡孟坚抱怨自己在“中统”也是“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之时，在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唐纵的日记里，是这样称张国焘的：一次，中共老叛徒蔡孟坚约张国焘和甘家馨、唐纵吃饭，饭中谈及“共产党问题”，唐纵写道：“张国焘过去为共产党之首领，以为彼必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及见面谈话讨论问题时，观其态度，察其言辞，似亦为一普通之做官人，并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斗争家。”（《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抗战初期，张国焘以其特殊身份，被蒋介石塞进了“国民参政会”。及至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举行，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让他代向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强烈反对张国焘、叶青作为“参政员”出席此次会议，因为此二人为中共叛徒，并要求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张国焘事情好解决，目前已经发表了，过些时，当想办法。”（《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岂料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随即紧张，蒋介石不仅没有承诺不发起“反共”战事，连撤销张国焘“参政员”资格一事也不再提及了。
宴会上，谈及往事，王陵基特意拿张的“变节”经历取乐，让张国焘尴尬不已，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最终只能提前离席，落荒而逃。此后，张国焘虽尽力办公，但王陵基始终处处设限，使他倍感难堪。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忍辱负重，两个月后，便辞去职务，远走上海。
彼时，解放战争的烽火正燃烧得如火如荼。1948年6月，张国焘毅然“弃政从文”，凭借手中的120两黄金作为创业资本，创办了新闻周刊《创进》。此举，或许也是他内心深处早已埋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得以实现的标志。然而，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走到尽头，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此时，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眼见局势不妙，张国焘匆忙将《创进》停刊，带着全家逃往台北。
回归未成
张国焘携家眷逃至台湾，举目无亲，遂在台北租赁一宅院。心中私念，仍欲继续为国民党效力。然而，一年时光流逝，国民党既未为他安排职位，亦未关心其生活，似乎已将这位“中央委员”遗忘。不久，行政院批示其居所所在区域被划定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其房产竟遭强行征用。无奈之下，1949年的冬天，张国焘带着妻子及三个儿子离开了台北，迁往香港定居。
繁华的香港，花花世界之中，张国焘因生活所逼，毅然投身于炒黄金的领域。一时之间，他抛却了“入市需谨慎”的古训，自恃早年北大经济学之学识，然而，财富的幻梦很快便化为泡影。不久，朝鲜战争的硝烟弥漫，张国焘在香港滞留，闲散度日，日复一日地翻阅报纸，偶尔挥笔写下几篇评论，寄往小报换取微薄收入，心中实是满腹不甘。恰在此时，政客们纷纷登门拜访。
那是国共内战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台的风雨飘摇之际，其时一些标榜“反蒋”和坚持“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美国和桂系的支持下云集香江，他们揭起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大纛，掀起了盛极一时的“第三势力”运动，其主要角色是一批下野的军人和政客、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和文人，首领则是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等，张国焘也忝列其间。在这些人中，张国焘可谓“奇货可居”——前中共领导人、国民党大特务。他被人拥入“第三势力”运动，其实是不伦不类的。张发奎回忆：最终，“张国焘宣布退出……他不出门，保持安静。”
“闭门不出，静心自省。”这是在张国焘再次投身政坛却遭遇挫折之后，他开始着手撰写个人回忆录的时刻。
张国焘与《中国之声》杂志告别，随后在投资黄金中亏损，而妻子杨子烈在买菜时不幸摔伤臀部，骨裂之痛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困境。在这艰难时刻，美国人开始注意到他的身影，尤其是那些热衷于研究中国的美国机构，对这位传奇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名人中心”成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他能撰写回忆录，并承诺每月支付2000港元作为报酬。张国焘欣然接受，在江西同乡许鹏飞（曾是熊式辉的秘书长）和涂公遂（前国民党官员）的协助下，开始搜集有关中共建党初期的资料，并着手筹备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五年后，张国焘的回忆录终于完成。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买下了中文版权，这部作品便是《我的回忆》。该杂志先是连载，直至1971年分三册陆续出版（中文版）。据悉，《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夫妇支付了相当可观的稿酬和版税，这也成为了此后十多年张国焘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张国焘真的“保持安静”，没有其他念想了吗？据说沧海桑田，张国焘在香港穷困潦倒之余，不免心思活泛，所谓心存侥幸，1953年，他动了回内地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呈北京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透露了他想回去的意思。三周之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拒绝了。又有材料说：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张国焘闻讯捎信过来，表示想回来，但又不肯答复中共提出的他必须公开认错的先决条件，此事遂不谐。再后来的1958年，内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张国焘有所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打算。这年10月，他托人向内地政府表示：自己愿为中国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张国焘的意思随即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
应当敦促张国焘断绝与美国人之间的联系。若他能够实现这一点，则可以考虑为其提供生活上的援助。
显然，张国焘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和中共的提议，此后再也不做返乡之梦矣。1994年，在张国焘去世15年之后，张妻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据悉夫妇二人合葬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墓地五号区。
假如张国焘当初遵从中共的召唤选择归队，他的人生轨迹是否会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引人遐想的谜题啊！